在此刻，读者也许会问自己一个明显的问题：当历史学家发现一些原始资料，而这些资料告诉他们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情，这时历史是否发生了改变？对这个问题的简短回答就是：历史并没有发生改变。就像考古学不是印第安纳·琼斯一路披荆斩棘寻找失传的约柜，历史研究也不是偶然发现一份文献，而这份文献“可以解释一切”或者“改变所有认知”；发现惊人的文献往往是结果而不是创新研究的原因。如果有人找到一份关于希特勒下令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真实文件，这肯定会上头条新闻，但最终大屠杀研究领域并不会因此转型，因为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意见一致，认为大屠杀基于非常复杂的原因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在研究过程中，历史学家有许多“我找到了！”的时刻（eureka moments），但唯有结合在这个领域的训练和对主题的潜心钻研，才能发现一份史料的潜在价值。其他人遇到一份曾让学者兴奋得大声欢呼的文献，可能会因为它晦涩难懂、乏味无趣或者两者兼有而转身离去。不寻常的史料的确存在，但只有在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历史学家想出如何处理这份史料时，它才能获得不寻常的地位。

在近年来的北美史研究中，最著名的史料之一就是玛莎·巴拉德（Martha Ballard）每天所记的日记。身为缅因州的产婆，她从 1785年即50岁起记日记，一直写到1812年过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份史料并非鲜为人知，几十年来被地方学者和研究分娩的历史学者引用，但即便是这些人也倾向于轻视这份日记，视其为重复琐事的记录。实际上，如果你随意地翻阅这份日记（原始手稿和转录的印刷版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古雅而有趣的条目很快就变得枯燥乏味。1791年6月7日：“［今天］早晨微霜。我给玉米和豆子［除草松土］。我的［女儿们］和帕尔特娜（Parthena）去了哈姆林先生家（mr Hamlins）。怀特太太（mrs White）和苏姬·诺克罗斯（Suky Norcross）在我这里。我和她们一起去了利弗莫尔先生家（mr Livermores）。”6月8日：“天气晴朗，利弗莫尔太太在这里织了一张网。舒鲍尔·欣克利先生的千金（mr Shuball Hinklys Lady）在这里。我在家，所有孩子都和我一起吃了饭。乔纳（Jona）吃了早饭喝了茶，赛勒斯（Cyrus）出去了，带了一头猪回家。”诸如此类， 日复一日，有近万条简短的条目。扣人心弦的事也会发生：孩子和成年人死于疾病或分娩；巴拉德多次风雨无阻地渡过肯纳贝克河，这些折磨人的旅行是为了帮助分娩的女性。她在日记里描述了参加的一场尸检，记录了一位法官被控强奸了邻居的妻子之后又被宣判无罪，以及有人被谋杀。但是，这些戏剧性事件都被巴拉德用朴实无华而又精确简洁的风格记录了下来，只是偶尔会暗示这些事件所引发的少许情感：“萨维奇先生（Mr Savage）在这里，告诉我福斯特太太（Mrs Foster）宣誓称她被一群男人强奸了，其中就有法官诺思（Judge North）。真是让人震惊。”